1938年11月25日，南岳衡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最近的这次重要会议上，有超过200名的军政官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有了这个结论，那是有道理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虽然中国失去了很多土地、关税和工业中心，但日本的日子也不好过。
打了不到一年的抗战，日本的战备物资就快用完了。他们的工厂日夜不停地工作，全力生产，可是前线的物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
更令日本担忧的是，武汉会战历时近五个月，本土的兵力几乎都被调光了，只剩下近卫师团在支撑。
这个近卫师团的中下级军官已经被多次派往中国战场补充兵力。如果武汉会战再持续一个月，就连近卫师团也要被派到中国。那样的话，日本国内就会变得几乎没有防御力量了。
而且，有这么一件事也让军政要员们的看法更加坚定了。
11月12号，就在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夕，长沙突然遭遇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来势汹汹，差点把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全部烧毁。大家心里都慌了神，可就在这时候，驻扎在岳阳附近的日军竟然没有趁机进攻，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日本军队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呢？根本不可能做到。
能让日军错过这个机会的，大概只有他们实在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当中国的军政要员们在衡山总结经验、反思错误，绞尽脑汁想办法打败敌人的时候，日军内部也在拼命寻找破局的好办法。
这场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们认为，局势变得不太有利，主要原因有两点。
现在，日军那种认为一次攻击就能决定胜负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从前，日本通过打败清朝的北洋水师，逼迫清朝割地赔款，然后用这些赔款发展了自己的实力。
如今，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太原、徐州和武汉这些地方都落入了敌手，中国的很多重要区域都被日军占领了。但是，中国并没有像以前的清政府那样主动要求停战，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小规模的战斗就小规模应对，大规模的战斗就大规模应对，总之就是绝不屈服。
所以，日军觉得，“一击制胜”的想法对过去的清朝还有效，但对中国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招已经过时了。
第二，不要过分相信西方那种用于征服扩张的战争观念。
在西方国家的战争理念里，如果占领了那些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的大城市，就说明战争胜利了。这反映了工业文明国家的特性。
中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根基在农村。因此，即使日军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对中国抵抗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因此，日军决定改变他们的战争策略，不再以占领城市和土地为主要目标，而是集中力量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
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驻守在武汉的第11军，落在了以“善战”闻名的冈村宁次身上。
1939年4月，冈村宁次接到消息，说重庆那边刚刚结束的军事会议上达成了三个共同看法。
第一点，就是要克服所有困难，坚持把抗战进行到底。
其次，调动三十万大军，对广州和江西实施反击。
第三点，为了支持广州和江西的反击行动，计划使用六十架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并分发宣传材料，以动摇日本国内的士气。
对于中国军队即将发起的反击，冈村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对这次反击的主要人物之一汤恩伯颇感好奇。
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日军普遍认为，要想在中国军队中削弱抵抗力量，就必须除掉那些来自黄埔军校的将领。他们相信，只要这些关键人物被清除，蒋介石就会失去继续战斗的意志，从而被迫同意谈判。
二是，抗战开始后，汤恩伯在南口、台儿庄和武汉都打过仗，每次战斗都让日军很头疼。
特别是在武汉会战的时候，汤恩伯的侧击打法让冈村宁次非常害怕。所以，当冈村宁次得知蒋氏将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从江南调到江北，并准备往枣阳以南集结时，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消灭汤恩伯集团军的好机会。
1939年4月25日，鄂北地区日军活动频繁，尤其是第5战区前线的应山一带，日军不断增派兵力。与此同时，冈村宁次对第9战区针对南昌的反击置之不理，从南昌调集大约两万人马前往鄂北。
种种迹象显示，日军即将对第5战区发动大规模攻击。
汤恩伯恐怕没想到，他刚到鄂北，冈村宁次就已经盯上他了。
严格来说，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第5战区简直太冲动了。这显示日军在进行南昌会战的同时，还要打随枣会战，显然是典型的两线作战，这是兵家大忌。
可冈村宁次根本不在乎。因为南昌战役中，他用的是被看作是弱旅的101师团和106师团。用这两支弱旅来牵制第9战区的主力，还是挺划算的。
11军的第3师团、第16师团和第13师团都是顶尖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完全足够应对各种情况。
冈村宁次的傲慢让蒋介石十分生气。他指挥部队的方式完全忽视了中国军队的存在。
但他也很聪明，蒋氏心里清楚，要阻止日军进攻第5战区，很大程度上得依赖第9战区对南昌的反击。
如果第九战区能全力进攻，夺回南昌，或者即便没能夺回，也让日军感到南昌随时可能失守，无法抽调兵力去鄂北，这对第五战区来说也是一种支援。
蒋某感到非常失望，第9战区对南昌发起的反攻行动失败了，部队损失惨重。
1939年4月29日，日军在湖北北部对第5战区沿襄河的阵地发起攻击。
第 5 战区的安排是，以襄河为界，把所有的机动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翼。
东边的区域属于左侧防线，主要的防御布局是一线三点。这三点分别是大别山、桐柏山和大洪山，而那条线指的是平汉线。
计划是这样的：让廖磊指挥的11集团军守卫大别山，李品仙带领的21集团军负责大洪山的防御，而汤恩伯的31集团军则部署在桐柏山和枣阳、随县之间。
这三支集团军互相支持，在对抗敌人时能游刃有余。
襄河的西边是右翼，由张荩忱的第33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负责守卫。
右边的兵力比左边弱多了。第 29 集团军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军和一个游击总队。
第 33 集团军下面虽然有第 59 军、55 军和 45 军，但曹福林的 55 军和陈鼎勋的 45 军的战斗力却不是很强。
59 军的战斗力确实不错，但是连续经历了大战，部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没时间补充。
尽管右边的力量不是很强，但他们承担的任务却很多。不仅要守卫襄河西边的区域，还要保护位于襄阳和樊城的第五战区指挥部。同时，还得提防日本军队从东边进攻宜昌。
这次进攻，冈村宁次的目标不再是第5战区的指挥部，而是位于襄河东岸，枣阳和随县之间驻守的汤恩伯部队。
冈村宁次想让13师团和16师团的主力部队，再加上骑兵第4旅团，从第5战区左右两翼的交接地带，在襄河东岸进行快速进攻，占领襄阳，堵住第5战区左翼部队的撤退道路。
第3师团对准第5战区的左翼发动进攻，把汤恩伯的部队困在枣阳和随县之间。随后，他们从两边包抄过来，计划把汤恩伯的部队消灭掉。
可冈村宁次压根没想到，他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被泄露了。
至于谁把这事给泄露出去了，大家的说法各不相同。
据李宗仁所说，情报确实是夏文运获得的，但这和日本“兰机关”的特务长和知鹰二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和知鹰二拿到情报后，有意透露给夏文运，再由夏文运传递给李宗仁。
说到和知鹰二这样做的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或许是因为这位坚定主张向北扩张的和知鹰二，希望日军在中国内地战场遇到挫折，从而从中国内地战场撤出兵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苏联身上。
李宗仁在开战前就知道了日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这无疑为战胜日军增加了几分把握。
为了这个目的，李宗仁迅速做出决定，把襄花公路留给了日军，自己把部队撤到了公路的两侧。等到日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时候，李宗仁再派兵切断襄花公路。然后，他会让左翼集团对敌人发起攻击，努力把所有的敌人消灭掉。
这场战役的胜负，关键全看汤恩伯的第 31 集团军怎么样了。
李宗仁的想法是让31集团军利用桐柏山作为后方，在枣阳和随县一带尽量拖延敌人，等到各路部队集结完毕，再一起围歼敌人。
汤恩伯一听这话就火了，这不是让自己的精锐部队去白白送死吗？他非常不满，一气之下拂袖离开了。
1939年5月1日，日军第3师团从应山出发，向随县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日军的第13、第16师团派出五千多人沿着襄河往北行进，他们装作要攻打襄阳和宜昌的样子。然而，早在收到李宗仁发来的敌情通报后，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就清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并不是要攻打襄阳和宜昌，而是想占领枣阳。
如果日军占领了枣阳，那么第5战区的左右两侧就会被切断联系。这样一来，日军就能用一部分兵力挡住襄河西岸第5战区右翼的部队，不让他们过河去支援左翼。同时，日军主力会转向随县进攻，这样就能把中国部队的主力给消灭掉。
张荩忱赶紧把 59 军和 77 军调到河东岸，想尽办法阻挡日军。
在襄河东边，日军依旧玩起了骗术。
第 3 师团没敢全速冲锋，怕在战斗一开始就用出全部力气，把第 5 战区的主力给吓跑了。
有几个地方日军必须拿下，一个是桂军第84军的173师和174师驻守的塔儿湾，另一个是嫡系13军的89师和110师驻守的高城镇。
塔儿湾和高城镇都在桐柏山的南边，桐柏山就在它们后面。当初李宗仁派了四个师的兵力去防守这两个地方，就是要让它们成为进出桐柏山的基地。只要这两个地方守住，第5战区左翼的主力就能自由行动了。
冈村宁次心里也清楚这个情况，他分别派出了两个联队的兵力，还增派了一部分炮兵，前往塔儿湾和高城镇发起进攻，主要是想切断第5战区左翼主力向桐柏山撤退的退路。
在塔儿湾和高城镇，双方打得非常激烈，阵地几度易手。
战斗到了关键时刻，汤恩伯实在支持不住了。因为 13 军的 89 师损失了两千多人。
得知部队的损失情况后，汤恩伯非常愤怒。他没有理会李宗仁和13军军长张轸，直接命令89师师长张雪中立即撤退，并撤掉了张轸的军长职务。
李宗仁计划让31集团军在随县先给敌人造成大量损失，然后再撤出阵地。这样做的好处是，等二线部队到来时，日军已经疲惫不堪，弹尽粮绝，便于二线部队消灭敌人。
汤恩伯不听指挥，擅自离开战场，这样一来，左翼的防线就出现了漏洞。
更重要的是，日军第三师团参与前线战斗的人不多，伤亡也较少，这对他们后续的反击非常不利。
第5战区的左翼部队撤退后，右翼的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在大洪山的西南脚和襄河之间，日军的13师团、16师团以及骑兵第4旅团全都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第33集团军的防线。
到了5月7日，枣阳就找不到了。
这时，第 5 战区的左右两翼被日军分割开了。
从表面上看，日军占领了枣阳后，分头行动，相继拿下了新野、湖阳镇和桐柏，第5战区似乎陷入了困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战斗开始前，李宗仁已经得到了冈村宁次的计划。李宗仁怎么会不利用这份计划呢？
虽然日军看起来很凶猛，战场情况也不太乐观，但和日军正面交锋的主要还是右翼的部队，左翼的主力基本没受什么损失。21集团军的总司令李品仙早就带着部队撤到了唐河，已经脱离了危险。
说到第31集团军的总司令汤恩伯，这件事根本不用李宗仁费心。汤恩伯只留下一小部分部队在桐柏山对付日军，主力部队早已经跑到外线的泌阳和舞阳去了。
让李宗仁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汤恩伯过早撤退，未能如愿消耗日军。
看来接下来又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中国部队快速撤退，这出乎冈村宁次的意料。他分析了一下战场形势，之前的战斗虽然很激烈，但并没有达到歼灭第5战区的目标。第5战区的主力大概还在桐柏和枣阳之间的那片小地方。
冈村宁次命令第3、第13和第16师团，缩小包围圈，来回在桐柏和枣阳一带搜索，目的是找出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并一举消灭。
可冈村宁次完全想错了。要是他这时候能察觉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赶紧撤兵，说不定就不会遭受太大的打击。
他自个儿太骄傲了，总觉得这次派出了三个主力师团，还带了一个骑兵旅团，再加上不少特种部队，中国军队肯定跑不出他布下的包围圈。
当冈村宁次在桐柏和枣阳之间四处寻找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时，李宗仁正在谋划如何反击他。
现在，对于第5战区来说，有利的一面在于：
孙仿鲁的第二集团军到了。
日本军队因为前进得太冒失了，结果他们的后方已经被第5战区给暴露在攻击范围里了。
刘和鼎带领的第39军一直在大洪山地区和日军作战，打得他们团团转，让日军进退两难，好不狼狈。
第四，张荩忱的第33集团军之前在战斗中受挫，但现在已经整顿完毕，经常袭击日军的后勤线路。
接下来，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已经做好了正面反击的准备。
提起汤恩伯这个人，真是让人又气又恼。他懂战斗，能在危机中抓住战机。遇到危险时，他会不顾一切地逃跑；遇到机遇时，他又会拼命冲锋。
眼看战场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不用李宗仁特意去找，他就会自己冒出来。
这时候，可日军的处境非常糟糕。
已经战斗了两周，虽然成功深入到了第5战区，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补给线拉得太长了。
因为第5战区的游击队和民团经常捣乱，日军的补给线几乎被切断，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
看来，这场战斗打不下去了。
5月13日，日军开始撤退了。
哪有这么随心所欲的事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啊！
在第五战区，各部队迅速进行了反击，一路紧追不舍。直到5月19日，日军才终于摆脱了中国军队的追击，仓皇逃离。
5月22日，第5战区的各支队伍陆续夺回了之前丢失的地盘。
战斗结束后，冈村宁次开始思考，仅仅七天，第四骑兵旅团就前进了三百公里，第十六师团突进了两百七十公里，第十三师团也推进了两百公里。无论是进军速度还是战术运用，都极为大胆，擅长避实击虚，特别引人注目。
这个过程多么精彩，但为什么结局这么糟糕呢？他感到很困惑。
既然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就肯定是下属的错误。冈村宁次立刻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第3和第13师团的指挥官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不佳，建议撤换他们。
冈村宁次觉得自己也有权处理同级将领，所以他才打了这份报告。
当冈村宁次因为想逃避战败的责任而对下属发脾气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却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的广泛赞誉。
李德邻确实是个老军人，打仗起来还挺在行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处都是失败的消息，只有李宗仁两次让蒋介石感到高兴，因为他打了胜仗。
随枣会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赢得了一场战役，更是通过这次胜利，阻止了日军对平汉线的控制，从战略上给占领武汉的日军带来了威胁。
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种态势，日军就没法随便发动进攻，抗战就能进入相持阶段。这样，中国部队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训练和调整，随时准备反击。
这次随枣会战的胜利意义重大。